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从1979年2月17日开始，到1979年3月16日结束，持续了28天时间。 当时中国出兵的目的是通过一场大的战争让越南政府见识到中国军队的实力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中国是这样做的，在目标实现后也做到了退兵。但是1979年的那场战争并没有让越南方面屈服，他们认为是中国武力侵略他们的领土。 在1979年的那场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就一直在宣传越南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后来还不断骚扰中国边境，还在1984年的时候与我解放军在云南省两山地区再次展开了作战。在1984年至1993年的十年间，作战双方伤亡了多少人？解放军收获了哪些经验教训？ 一、胜而不骄，反思战术教训 当初越南政府在胡志明的带领下和中国政府方面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甚至双方还有通婚的行为出现。当时在这一友好相处局面的影响下，即便是全国民众收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多人都吃不起饭，但中国依然坚持向越南成批地支援武器弹药和粮食。 后来随着越南新一届领导人黎笋的上台，中越友好关系逐渐被破坏。黎笋虽然带领越南人民实现了祖国统一，但是他对于中国的态度却并不友好。 尤其是在越南统一后，黎笋开始废除各种中越友好条约。再后来，黎笋甚至直接派兵对我边境地区进行骚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决定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1979年的战斗结束后，越南政府方面并没有被打怕，经过几年随时间的短暂休整，越军与解放军于1984年再次交手。
在1979年那场持续28天的闪击战中，我军伤亡在29000人左右，越南正规军部队伤亡达到了39000多人，地方部队、民兵组织的伤亡人数越方并未公布，但肯定比正规部队的伤亡要多。战斗结束后曾有机构对战斗中的伤亡人数进行过预估，认为中越双方在这场战斗中的伤亡合计超过了100000人（包括越南正规军和地方部队）。用血流成河来形容当时战场的场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后来的十年轮战中，因双方的参战部队没有1979年的多，尽管战斗非常激烈，伤亡情况还是相对较少的。 在1984年至1993年的这10年间，老山方向的战斗主要发生在1984年至1989年这5年间，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解放军在这5年的战斗中伤亡约4603人（牺牲1589人，受伤3014人）伤亡较79年降幅五倍，越军有30695人伤亡、被俘。 根据越南方面在2016年公布的数据来看，越军在1984年-1989年间共有9000多名正规部队士兵伤亡，另有民兵组织死亡超过4000人。虽然越南方面并未公布解放军在1984年-1989年的伤亡情况，但是不难得知，相比于越军，解放军的伤亡更少。 虽然单独从双方的伤亡情况来看，我方的情况令人欣喜，但毕竟还是有伤亡的，我解放军在作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定的缺点。 这一点我方在1979年的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就意识到了经验教训，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我军当时在向越军进攻时，在作战人数上占有绝对型优势，这种战术虽然可以提高战争的胜率，但也间接地增加了伤亡。
当时我军也曾经做过使用联合兵种进行作战的尝试，但在作战人员、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并未真正实现联合兵种作战。 多路围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该战术就是最合适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和后来的“十年轮战”时期，基本上解放军每次作战的人数都比越军多，但还是会在攻克越军某些据点的时候被“黏住”。 当时越军占据地形优势，解放军很多作战都是在敌人的火力覆盖范围内进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参战人数越多，牺牲就会越多。如果能够发挥多兵种作战力量的话，说不定可以减少一定的伤亡。 二、后勤保障显神功，炮兵神威 但这一尝试也成为我国在军队方面进行改革的一个开端，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体现尤为明显。 1984年，我军共在两山地区布局了7个炮营、37个炮连、各种火炮282门，组成了9个混合炮群。1984年4月2日至27日，这9个炮群向越军在田蓬、马林、杨万、船头、都龙、金平等地的越军驻兵点、指挥所、炮兵阵地等414个目标进行了炮击，消耗弹药15488发，枪弹2349发，共计609.11吨。 在这场以重火力覆盖为主的战斗中，解放军共击毙、击伤越军925人，摧毁越军火炮31门，高、重机枪23挺，通信机18部，汽车32辆，击毁火力点72个，掩蔽部54个，观察所23个，油库1个，弹药所9个，营房44栋。 相比于我解放军的炮火攻击，越军在这场炮击战中只向我边防一线的营房、炮兵阵地、村寨、农场射击200多次，发射各种炮弹5000多发。有7名解放军战士在越军的进攻下牺牲，22人受伤，群众亡5人，伤33人。
在两山战斗中，我军将重火力武器的进攻目标集中于越军的主要工事和重火力点，对于射击目标的选定更有重点性，极大地辅助步兵作战。这样一个调整使得我军在战斗中实现损失小、战果大、有力打击越军炮兵嚣张气焰的多个作战效果，为随后的拔点作战创造了条件。 当然了，像这样大规模的炮战，对我军的后勤供给能力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1984年4月2日至27日的这段时间里，解放军在炮击作战中共消耗了609.11吨武器弹药，后勤跟不上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同时，1979年作战的时候我军就在后勤供给上吃了很大的亏，解放军41军121师竟然还经历了连饿4天的情况，在这之后的作战中，我军都比较注重后勤武器弹药和各种军备物资供给。 如为了保障1984年4月2日至27日解放军组织的大规模炮战，我军协调了1个兵站、3个供应站、4个医疗所、2个综合保障点、1个汽车营、2个军械修理分队、2个汽车修理分队、1个雷达修理所、1个防疫队、6个加油站创达盈，共调集1185人参加后勤保障任务，动用汽车209辆，为我军作战部队提供了极好的后勤保障。 三、军队走向正规化，武器装备要更新 同时，在和越军的作战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军在军队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当年的解放军军服上并没有军衔的识别标志，战士们只是通过脸来识别指挥官。因为这方面的短板，导致战斗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误会，同时也错失过一些战机。 有时因战况紧急，战士们对非原建制的指挥员的命令并不服从，出现了很多的误会。再加上越军特工的渗透，更使得我军战士无法分辨。当时我军的指挥员都是从本单位挑选出来的，战士们凭借着人脸识别辨认自己的指挥官。 作战中经常会出现作战单位解体的情况，而战士们又不认识新的指挥官，更不会服从他的命令，因此产生的混乱状况也是当时解放军部队遭受损失比较严重的一个原因。
“十年轮战”开始后，我解放军开始正式对各部队进行军队改革，将之前发现的问题一一解决。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军衔、改换军服。由于当时军官和士兵的区别只是军服上的口袋，4个口袋的为军官，2个口袋的为普通战士。但是战斗中如果碰到部队被打散的情况后，战士们就不知道该听那个“4个口袋”的指挥了，为此我军特地恢复军衔，便于战时指挥作战，减少混乱局面的产生。 其次就是组建集团军，当时我军只有野战军是单独一个兵种组建的军团，其他各兵种都是分散配置在各个部队的，多兵种协调起来非常不便，重火力部队也分配不均，这就使得很多步兵部队不熟悉多兵种联合作战，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军在1979年战后马上着手开始组建融合多兵种的集团军，使统一指挥更加便捷。 还有我军在特种作战方面暴露出来的缺点，当时越军有不少特工渗透进我军部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我军作战，使得当时的战斗有好几次都出现了重大伤亡情况。对于这方面的不足，我军在战后加强了反特工、反敌后渗透的训练，并且制定了相关的战略战术。这一方面的调整是我解放军部队向现代化部队正规部队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最重要的还是在武器装备上的更新研究了。1979年解放军和越军作战时，越军正规部队装配的苏式、美式装备，在性能上比解放军使用的强制更强，精度也更高。解放军使用的装备大都是50-60年代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其他国家淘汰后的装备了。 如解放军配备的59式坦克没有火控系统，且坦克部队作战人员的视野很差，很难能够在战斗中先发制人。当年在战斗中，坦克驾驶舱内的解放军经常需要靠坦克外面的解放军敲击铁皮来调节方向和发射炮弹，相比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来说，解放军的装备还是相对落后的。 我军坦克部队当时使用数量较多的56式坦克虽然由我国完全自主制造，但该坦克在性能上并不完善，不适合在越南战场上作战，这也是战斗开始后不久我军坦克部队频繁发生意外的原因之一。 通过1979年和1984年-1993年和越军的这两次交手，我解放军在军队建设、军衔、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很多的提升。这些在实战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让我们的人民军队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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